张国荣逝世17年后，我们还拥有挑战主流价值的偶像吗？

导语：4月1日是张国荣的忌日，17年前，他从高楼坠下，自此世间的纪念便从未停止过。每年的此时，人们通过重温其歌曲和电影，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自由、明亮、有些反叛且不合时宜的张国荣。而在他的生命背后，香港及其娱乐圈的兴衰往事暗流涌动，时代的情绪在他的生与死中得到凸显。一代又一代人对自我“个体性”的追寻，也构成了与张国荣当时价值观的隔空对话，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十几年后我们仍在怀念他的原因。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

每年的四月一日，因为张国荣的逝世，人们总会以各种形式自发地纪念他，修复他的电影，翻唱他的歌曲，或者出版关于他的书籍……去世多年，他的风采却似乎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受到什么折损。一代代的“荣迷”用不同的方式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巨星，这些人中不仅有当年就见证张国荣风采的中年人，还有不少所谓的“后荣迷”——他们是在张国荣去世后才开始熟悉并崇拜这位巨星的人群。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港台明星的所谓“风华绝代”为彼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大陆受众提供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通过这些流行文化的演绎，我们开始建立起对舶来品、大都市、现代爱情和时尚的诸多认识。如今，我们不再需要一块中间地带去认知和对话世界，香港文化也就随之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但神奇的是，人们对张国荣的怀念却从未停止过。2003年开始，每一年关于他的纪念都深刻而感人，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情绪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从惋惜斯人已逝扩大到对经典时代的缅怀，继而演变成一种对偶像文化的反思。不仅如此，我们更是在这位40年前的偶像的生平中找到了某种当代性，用来反观今天的时代。沉淀之后，我们能够在不少关于香港的文化研究里看见张国荣的案例。

“城市icon”张国荣与香港的兴衰历史

张国荣作为香港文化的icon，他的人生传奇和文化形象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兴衰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国荣的走红并非偶然，既因为他优渥的先天条件，也是时代气氛造就的。他出生于1956年，算是香港“婴儿潮”的一代人，幸运地降生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从小缺少父母的管教，养成了反叛的性格。他在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度过青春期，1971年远赴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路以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与当时的普通香港市民距离较远，因此后来很自然地成为香港精英文化品味的代言人。

张国荣在英国

陈冠中曾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描绘过香港的上升时代。作为“二战”后进入到世界贸易体系的地区之一，1970年代，香港就开始建公屋，倡廉政，社会也提供了很多机会给“婴儿潮”一代。他们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第一代华人，进入到当时方兴未艾的各大行业，得以大显身手。

也是在这种气氛之下，香港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形成。因此，所谓巨星时代的形成与这种乐观积极的精神不无关系，《狮子山下》的歌词很能说明这点：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香港的华洋杂处，客观上给各种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经济的繁荣也给很多亚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在大陆、台湾地区尚在历史包袱的桎梏中时，香港的自由度和国际化便已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了。但另外一方面，本土文化的保守和政治上的边缘让这座城市始终处在一个只是经济中心的尴尬位置，除了少数的电影导演有机会走进国际，大部分的文化工作者都处在生存焦虑中。

张国荣同时代的香港人正如陈冠中所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会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很快，伴随着香港的加工业与房地产业的崛起，娱乐业也开始泡沫化发展，一时间在亚洲风头无二，甚至赶超造星大国日本。

周润发、张曼玉、张国荣等人在张学友演唱会上

但理性地看，香港娱乐业盛极而衰早有预兆。总体性的原创力匮乏，意识上抱残守缺让香港娱乐业在创造历史之后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我们今天对张国荣的怀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那个鼎盛时代的怀念。

2003年，正值香港SARS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张国荣选择从高处坠下，结束了他的生命。此后，梅艳芳等巨星接二连三去世，香港娱乐工业受到不少打击，娱乐圈的青黄不接开始越发明显。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更是给本就脆弱的偶像工业致命一击。

进入到新千年，伴随着经济腾飞，大陆的娱乐业逐渐繁荣。本土偶像一代代被制造出来，大陆受众也越来越不需要从港台明星那里获得一种代偿性的满足。香港娱乐业在短暂振兴后陷入一蹶不振的状况，传统的造星工业也被今天的流量算法所取代，“饭圈”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兴产物。

从偶像到传奇，张国荣对香港的反叛和挑战

与一般的香港明星不同，张国荣的形象一贯比较新潮前卫，后来又走国际化路线，他生前曾说自己有义务把国际水准的东西带给香港的观众，但今天看来还并不过时的舞台表演和造型，在当时却被视为异端。

不论以多么严格的标准来看，张国荣都具有绝对的明星光环，注定就适合从事演艺行业。但在当时，他也并非一炮而红，而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参加丽的电视台歌唱比赛获奖之后，他进入到娱乐圈，虽然得到了部分关注，但始终都是一个二线的地位。他先是出了两张英文专辑，但销量一般，没能获得唱片公司的续约，后来又被骗拍摄了三级片，此后在电影里一度只能演反派或配角。张国荣的反叛和西化的形象一直都被媒体与他个人的作风联系在一起，但今天来看，只是他走得太超前，可以说，张国荣一生正可谓是“成也香港，败也香港”，他继承了这座城市的“异质性”，并将它发扬光大，却也深深被这种异色带来的边缘感所伤害。

1980年代，张国荣才终于走红，他和谭咏麟是当时最炽手可热的歌手。如果说谭咏麟代表的是老派的“港男”形象，张则代表唱跳俱佳的西洋风格。张国荣这一时期的歌曲不少来自日本流行音乐的翻唱，在流行工业的打造下，张国荣不羁情人的形象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

张国荣和谭咏麟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张国荣厌倦了乐坛的纷争宣布退出歌坛，当时他举办了一个告别演唱会，可谓是一代绝唱。演唱会的最后，他唱了自己的成名作《风继续吹》，致敬了偶像山口百惠，从此告别了自己的偶像时代。

偶像歌手之外，张国荣主演了一系列的电影，不论是《胭脂扣》还是《阿飞正传》，到后来北上的《霸王别姬》，张国荣逐渐摆脱了娱乐工业加在自己身上的某种定式，开始更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作为演员，他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他的歌唱事业，甚至他主演的《霸王别姬》至今也是唯一一部获得戛纳金棕榈的华语电影。

拍电影带来的影响力让张国荣很快成为了东亚范围内的国际巨星，很多现在的日韩明星也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用今天的话说，他成为了华人明星的“顶流”，所到之处，无不引发粉丝的疯狂追逐，但他本人却始终处在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态。1997年，张国荣在跨年演唱会上脚蹬红色高跟鞋，与男舞伴大跳热舞；2000年他以长发造型亮相《热·情演唱会》，毫不避讳展现自己“雌雄同体”的美学追求，更在媒体上爆料自己的私生活。凡此种种，都似乎挑战了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张国荣在“热·情”演唱会

甚至，在香港这样一个非常强调秩序感的城市里，自杀本身就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尽管当年对张国荣的死亡有很多方面的猜测，但在抑郁症越发成为时代病的今天，我们再去理解张国荣的死亡，也不难发现他的自杀也是结构性的，是世纪末焦虑的延续，与城市的整体情绪密不可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他的死因归结为岛屿都市的小报文化，无良的狗仔队和密集的人群效应。据调查，在亚洲城市，香港的高密度是惊人的，抑郁症也是惊人的。果不其然，在张国荣去世后的多年时间里，出现了诸如《踏血寻梅》《一念无明》等不少以抑郁作为时代隐喻的电影，作为年青一代娱乐工业从业人员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回应。

“自恋文化”召唤出的都市病症

与此同时，张国荣的个人生活和他的银幕形象形成了一组对应的镜像关系，他如同当代的临水照花人，将一种属于世纪末的悲观情绪和我们时代的自恋病症召唤出来。或许，这也是他的魅力持续影响到今天的很重要的原因。

张国荣晚期演唱的一首歌《我》常常被用来解释他的人生：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这句歌词可谓是今天都市青年的绝佳独白了，都市化让我们前所未有的成为原子化的个体，我们需要一种自认为的独特性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我们自恋自怜：一方面感到脆弱，一方面渴望独一无二……

很多对张国荣形象的文化研究都会提到那斯索斯情结（自恋narcissism），也是在这种情绪下，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开始崛起，而都市文化的核心也与自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家卫的城市电影就十分精准地把握到这一点，而他选择张国荣演绎自己的成名作《阿飞正传》也正是看到了张国荣身上的气质十分符合彼时香港人的心态：既然一切都无从把握，就只能顾及当下。此后，他们合作了多部电影，《东邪西毒》中张国荣是为了不受伤害而选择拒绝的欧阳锋；《春光乍泄》里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四处留情的何宝荣，这些角色都是彻头彻尾的自恋者，他们只有能力考虑自己当下一时的感受，伤害了所爱的人，也让自己彻底走上孤绝或消亡的道路……

电影《春光乍泄》

而张国荣在大陆拍摄的一系列电影也可以被看作这种形象的延续，程蝶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艺术家，在时代的夹缝里他无法做自己，只能假托“虞姬”作为自己的精神化身，以“从一而终”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但最终在现实的打压下，只有玉石俱焚的结局。尽管他生前曾无数次否认自己和角色之间的关系，但他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极具隐喻性的传奇。

人们常用“人戏不分”来形容张国荣，事实上，他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演员，一生都在尝试演绎不同的角色，真正希望“人戏不分”的是将个人欲望投射在银幕上的观众本人。我们渴望通过观看偶像的一颦一笑与自己的处境共振，从而获得某种心理安慰。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个体，他提供给不同时代的人们不同的欲望客体，他既可以是充满荷尔蒙的情人，也可以模糊性别，游走在禁忌的边缘。这种模棱两可，与香港特殊的地缘政治也有着微妙的联系。

张国荣是一位具有前瞻意识的表演艺术家，他将自己的生命特质与舞台或银幕的表现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召唤出人们对颓废美感的内在渴望，唤醒了我们的快感机制。张国荣后期的作品里不难发现很强烈的后现代的情绪，以及一种对毁灭和破碎的迷恋，本质上直接指向我们今天的时代情绪。

十七年前，当时大陆大部分城市还没有香港那样密集的人群和高楼，我们的人际关系还保持着温热的距离，远没有大都市的冷漠和无情。斗转星移，我们更能体会城市化的问题，开始理解抑郁症、少数群体的遭遇和娱乐工业的残酷。当我们再回看张国荣和他留下的文化遗产，仔细梳理他的人生和作品互文而形成的丰富文本，我们似乎看到了更多当下的问题，这是张国荣前卫的文化意识带来的。只可惜，斯人已逝，这种错位的隔空对话，迟来的感同身受，徒增了更多的伤感。

【作者简介】叶倩雯，影评人，青年文化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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